周干峙：不要把进城农民当包袱，这是一种资源，各地要很好地加以利用。在这方面，广州市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广州大学城建在一个岛上，规划集中十所大学，首期占地20多平方公里。开始时，征地安置工作不周，农民上访不断。后来广州市研究决定，全岛2万农民，留1万作为大学园区后勤服务人员，同时建设3个新村，迁出1万人。各有所得，皆大欢喜。在浙江等地，也有农民进城就业后生活质量提高的好经验。

        周干峙：农民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下）规划好三种农民的城市化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建辉

　　记者：在上期的“与院士对话”专栏您重点谈了“市内农民”的城市化，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城市化，您有什么建议？

　　周干峙：农民出来打工，实际上是一种农民自发的城市化。打工仔一只脚在农村，一只脚进了城市，对城市化贡献巨大，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大创举。农民工不仅帮助了所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而且极大地帮助了本地的经济发展。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大约1.4亿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年人均收入约5000—6000元，其中一半多一点寄回家，每年共有几千亿元从城市流回乡村，民工寄回款已是有的县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农民工在城市呆久后，学到了文化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回去自己创业。所以，打工的农民工对内地和沿海都有积极的意义。

　　由打工而移民是中国城市化的重大特色，由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传统习惯。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理论上讲不是没有发展空间，只要措施得当，再从农村转移进一批人，少则几千万人多则上亿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应该制定包括户籍、住房、子女读书等方面的政策让这部分人留下来，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记者：我注意到您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用了“加速”一词，为什么？

　　周干峙：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共约3.5亿—4亿，按转移1.3亿计，约为总劳动力的1/3。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只需1.5亿，富余劳动力大约2亿—2.5亿人。因此，农村劳动力还需要加速转移，特别是西北移至沿海。从农村移民，包括梯度移民、西民东移，应是城市化发展中的重大政策，必须积极支持，大力发展。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的人口历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少城市就是移民城市，比如深圳、上海。移民带来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从现实来看，从落后地区移民可以收到多方面效果。比如双效城市化。从移出地看，人口减少，减轻了负担；而从移入地来看，多了一些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比如跳跃式的城市化。这些农民工会把子女带到城市受教育，十几年后孩子长大就业，就从根本上城市化了。等等。

　　记者：您提出暂时或长远留乡务农的农民也要城市化，很有新意。我们应如何理解？

　　周干峙：城市化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仅仅强调城市面积和人口的增加远远不够，农民和农村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对象。

　　我们习惯的城市化方式就是让农村人进城，我国有8亿多农民，城市没有这样的负荷能力，能进城的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在农村，而且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农业将永远存在，这就意味着总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要世代务农。从事农业劳动不能与落后画等号，欧洲及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农民，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达到或更为优于城市居民的水平，日本农民一般不愿意转化为市民。因此，我们要着力解决的应该是让留在农村的农民城市化。也就是说城市要反哺农民，要让这部分农民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城乡共同富裕，这应该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