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还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先进城就业，进而带动更多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有2400万携家眷外出。有的地方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城镇人口成倍增长，在为城镇提供新工人的同时，促进了城镇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带动了市场繁荣和内需扩大，促进了城乡融合和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我国城镇化需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跨地区就业的带动。一句话，搞好这方面工作，就是促进我国城镇化的题中之意。 

　　（二）分析压力和机遇，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紧迫性的认识。 

　　压力首先来自于繁重的任务。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按现有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率，种植业最多用2亿人，扣除转移到乡镇企业及其他方面的1.5亿人，目前大约还有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这里包括流动不定的几千万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无论是已经实现转移的还是跨地区就业的，都还面临转移和就业的稳定性问题。而从农村劳动者自身看，总体素质不高，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不足10%，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技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生产的需要。数量上的供大于求和素质上的供不应求，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同时并存，这就是我们的压力所在。 

　　压力同时来自于劳动者就业环境的诸多不足。概括地说是存在“三难”，即打工难，维权难，发展难。打工难，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服务于城市居民，使农村劳动者进城后感到求职无门，有时还要受到不法中介的欺骗。维权难，主要是一些地方忽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些企业、私人老板克扣拖欠工资，而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时又往往投诉无门。发展难，主要是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体制，地方各自为政的辖制以及固定职业为主的管理机制。因此，解决“三难”改善就业环境的工作，落实政策的任务不轻，创新制度的任务更重。 

　　今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用工短缺，既反映了农民进城就业环境不够宽松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民工自身技能水平与用人单位岗位不适应的问题。相比之下，上海就没有出现缺工的问题，这恐怕与他们注重法制环境建设，工资水平、劳动条件等处理较好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识别民工短缺所发出的信号，从中看到市场新变化和对我们工作的新要求，防止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问题，进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推进工作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从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到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今年9月份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表彰大会上，都强调做好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明确要求。仅在今年二、三月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就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有关部门也相继制定出台了清理取消歧视性政策及不合理限制、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强化职业介绍服务、加强技能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维护权益等方面的政策。各地也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积极开展工作，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特别是做好这项工作得民心，顺民意，基层有动力，农民有积极性。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的有利条件。 

　　（三）适应新形势，加快实现三个转变。 

　　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做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必须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促进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要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变为数量和素质并重，在工作中做到就业与培训有机结合。前些年的跨地区就业工作，主要是想办法把更多的人送出去，主要关注的是输出的数量。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技能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民工对提高收入和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对城市和用人单位来讲，你送的人员素质不高，没有品牌，就无法打开用工市场。对劳动者个人来说，素质低就找不到工作，更谈不上个人发展。因此，现阶段的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不仅要关注数量，更要关注素质。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加重视培训，努力探索以输出带培训，以培训促输出，就业与培训有机结合，数量与素质相互促进的新模式。只有这样，跨地区就业的路才能越走越宽，才能取得供求两方面的双赢。